领袖的红色革命 (2/6)

在南湖游船上，毛公与其他代表一起，讨论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确立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毛公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始终坚守建党初心，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与追求。

第三章

农运先驱：深入基层，认识国情

中共一大后，毛公回到湖南，领导湖南的工农运动，先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深入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长沙泥木行业，组织工人罢工，维护工人权益，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毛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没有农民的参与，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毛公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他回到韶山，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地主压迫的斗争。

1927年，毛公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三十二天时间，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以铁一般的事实，热情讴歌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驳斥国民党右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与污蔑。

他在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充分展现了毛公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确立了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革命路线，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毛公也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

第四章

血的教训：认清道路，武装斗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陷入低潮。血的教训让毛公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无法实现人民的解放。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公尖锐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着名论断，如惊雷般唤醒全党，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革命方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与革命根据地。

从此，中国共产党告别了“呼声革命”“和平革命”的幻想，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毛么作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毅然扛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前往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第三卷

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927—1935）

第一章

秋收起义：军旗升起，进军井冈

1927年9月，毛公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以镰刀斧头为标志，代表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武装反抗。

秋收起义初期，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进攻长沙，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受严重挫折。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公果断决策，放弃进攻大城市，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

进军井冈山途中，毛公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他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7年10月，毛公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试验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第二章

井冈烽火：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创新

在井冈山，毛公领导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让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与物资保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壮大。

毛公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着作，系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这一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问题，标志着毛公思想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是毛公对中国革命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它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让中国革命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境中找到了出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与毛公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公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朱毛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井冈山的星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第三章

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随着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军队内部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红军的建设与革命的发展。

1929年12月，毛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公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决议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而奋斗；必须加强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从此，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利益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四章

苏区建设：反围剿斗争，愈挫愈勇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展了全面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开展反腐败斗争，建设廉洁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央苏区为心腹大患，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弱胜强，取得了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抛弃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战术，实行阵地战、消耗战，与敌人硬拼，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沦陷，革命陷入绝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毛泽东带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艰难险阻中，等待着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第四卷

长征史诗：遵义转折，万里铸丰碑（1934—1936）

第一章

血战湘江：绝境危机，呼唤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