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第2351-2400行） (48/86)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