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第2601-2650行） (53/59)

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制服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Ｊｅｈａｉｓｃｅｓｂｒｉｇaａｎｄｓ！”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

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

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

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

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俄国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俄国历史学家，诗人。

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Ｊｅｈａｉｓｃｅｓｂｒｉｇａｎｄｓ！”

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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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大娘

小-说-t-xt-天.堂

前几天有位太太对我说：“那天早上，我迟迟才动身，走出家门时差不多是中午时分了。我是故意弄得诸事缠身似的，正好到尼古拉耶夫斯基大街两个相隔不远的地方去。先上事务所去，在那大门边可以见到那位老大娘。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拄根拐杖，只是我还是猜不出她的年岁多大。她来到大门边，就在门旁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打扫院子人的长凳上休息。其实，我从她身旁走过，她在我眼前只是闪了一下罢了。

“约莫十分钟后，我从事务所里出来，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我一眼望去，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我报以微微一笑。我进商店去取皮鞋。哟，三、四分钟后，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也在大门边，只是没有坐在长登上，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心想：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

“‘老太娘，你累啦？’我问。

“‘累了，亲爱的，我老是觉得很累。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太阳又很好，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老大娘，你这是去吃饭？’‘亲爱的，是去吃饭，是去吃饭。’‘你这样会走不到吧？’‘不，走得到的。瞧，我就这样走一阵，休息一会，然后又起身走。’我打量老大娘，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老大娘身材矮小，一身干干净净，衣着破旧，想必是小市民出身。她拄根拐杖，脸色苍白，皮肤腊黄，双唇毫无血色，活像一具干尸。她坐着，微笑着，阳光浴满她全身。

‘老大娘，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我随口问。

‘一百零四，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只不过是（她这是开一开玩笑）……你上哪儿去呀？’她望着我，高高兴兴地笑着。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说话？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

‘是这样的，老大娘，’我也笑起来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现在带回家去。’‘咦，小小的皮鞋，你有小女儿？你真有福气，还有其他孩子吗？’她又望着我笑。她两眼失神，几乎不见生气，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

‘老大娘，你愿意的话，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呢？也好，那我就拿着你的了，谢谢。’‘拿去吧，老大娘，请别介意，’她收下了。显然，她不是乞讨，她还没到那种地步。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一片好意。不过，也许她也很喜欢，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不只是交谈，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

‘好吧，再见，老大娘。’我说‘祝你一路平安。’‘会走得到的，亲爱的，到得了的，我会到得了的。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老大娘弄错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而不是孙女，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我向前走去，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用拐杖戳一下地，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才能到达‘吃饭’的地方。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

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其实，那不算什么故事，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因此，我把它全忘了。夜深了，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们，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她们住地下室，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她们当然是穷苦人，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而且还得循规蹈矩。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

“是你啊，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奴隶！”

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她的一个孙女，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师父了。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匠”，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通常，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老大娘坐下来；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望着客人。

“哎哟，好累！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

“是我呀！”客人笑着回答说，“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难道认不出来啦？前年，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

“啊，是你呀，我认得，一个好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你是哪一个呢？哦，记起来了。

哎哟，我有点儿累了。”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那我想问问你，”客人开玩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