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第401-450行） (9/59)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