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第251-300行） (6/7)

且睡且跑

作为一个从没去过美洲，对其历史也缺乏了解的文盲，我与美洲历史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玩电子游戏。我玩过《大航海时代》，买艘帆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经过浩瀚海洋，去美洲拓殖，其时心情之满足与愉快，正合莎翁之诗“我们青春欢畅，恰如风行在水上”。到了美洲我就收罗黄金，简直乐不可支，要是游戏设置可以收罗头皮的话，我估摸着我也绝不比当年的皮萨罗含糊。我们人类一贯爱这么干，成吉思汗喜欢收集敌人的脚，扫罗和大卫爱搜集敌人的包皮——私意以为，历史的point在于，伟人们之看待真实世界恰如我们之看待电子游戏。

另外一款与美洲有点儿关系的游戏叫做《帝国世界》，发展得够快的话，我的武器可以领先敌人好几个时代，倘若仅此而已，我还可以强辩说这“本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可是后来的状况就变态得我没法为之辩护了。我看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在撞对方的独木舟，自己的隐形轰炸机盘旋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空，就忍不住坐在电脑前面想：我他妈的这是干嘛呢？

电子游戏风行的基础显然在于暗合世界的本质。比如说一个玩家在玩《猎杀潜航》时击沉了一艘敌舰，感到很快活，正是因为一个真正的潜艇指挥官在击沉了一艘真正的敌舰时也会感到快活。我的无聊之思是：今之所谓“游戏快感”，古之所谓“壮丽的事业”，其实往往是杀人如麻，血流漂杵。倘若有一个人，在玩电子游戏时击沉了敌舰却不感到快活，那么他在真实世界上也就一定没什么壮丽的事业可玩。晚唐诗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事儿太真实了，可是我们不常想。玩游戏时大家都会把自己代入帝王将相或者神枪手之类的角色，谁权力大就代入谁，从不把自己当成“河边骨”。其实真遇到不太平的年份，我看您八成就是在河边躺着归于尘土的那位，春闺梦里有没有您，甚至有没有空儿做梦，都还没一定呢。

我对权力没什么好感，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放着有人性的生活不过，偏偏有着对权力的无限神往。上大学时我们宿舍的看门大爷夫妇就是这类人，这位大爷的特点是，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合规矩，他必定要刁难到你发了羊角疯才会准你入门。我们这里总是盛产权力爱好者，好多处长什么的也都是这路风范，处长太太与有荣焉，处长千金也目高于顶，他们如果拍一全家福，那么必定是世界上最让人笑破肚皮的照片。

我觉得“权力之丑”是诸多丑陋中最受人忽视的一种。头段时间我去某天主教国家转了一圈儿，看到了不少位高权重者的家族大油画，其中一些饶是名家之作，仍然丑到无与伦比。不开明的权力会让一个人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颟顸自得的神态，锦衣华服也遮不住其空虚和腐朽。

就我自己来说，央视新大楼是“目睹”权力的一个完美样本。如果你认为它美，它的确很有点儿权力美学的野蛮魅力，如果你说它丑，它又的确傻了吧唧地支楞着，像只铁裤衩似的让人很不舒服。我一直觉得，作为建筑设计界的超级巨星，库哈斯再怎么蠢也蠢不到大家以为的程度，他的想法想必就没在美与丑的层面上。比着说，魏碑都很丑，可是中国书法中有个道德系统推崇它们。结果库哈斯在国外说了，这个设计，是对应着“权力”这个元素来的。话说得够明白的。这意味着，要是谁不知道权力长啥样，就看看央视新大楼。要是想看看什么是“茫然野望”，你就去陆家嘴好了。那么“服务”长什么样呢？我找了找，这玩意真没有。

我认同“管理也是生产力”，因此谁也不能诋毁说我是在反对权力本身。作为一个出来打酱油的小民，我只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而已：权力本身并不坏，但它往往与人生中最迷人的物事相互抵触。

秘鲁作家略萨写过一个关于权力边缘的真实故事，说的是他参加了一支考察队，去考察安第斯山区的诸多印第安部落，这些印第安人受现代文明的逼迫，避入深山，彼此争夺着指甲盖大的生存空间。在一个最衰弱的部落中，人们没事儿就会自杀。比如一个渔夫早上出去叉鱼，到了溪流边，一叉投出去，没叉到鱼，他就会心灰意冷，就此抹脖子；到了下午，妻子见丈夫迟迟未归，就料想到斯人已逝，于是痛哭一场，聚拢孩儿们同赴黄泉。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不是人类学的，而是情感的：由于彼此挞伐，人们的生命意愿竟然可以消减到这般程度。

在玩各种关于美洲的电玩之时，我可没想到，我掌握的权力倘若是真实的，就会把那可怜的渔夫一家逼迫到如此程度。幸好我只是玩玩。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六个字：活过，爱过，写过。算得上言简意赅了。可是如果我也有墓志铭的话，倒可以更简洁一些，两个字足矣：跑过。我的毕生宏愿，就是见权力就跑，而且跑得掉，跑得快活如神仙。在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主人公的一句牢骚话深得我心：历史是一场噩梦，老子只想好好睡上一觉而已。

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我有关自由的一切思想都始于我妈把我送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天先是飞沙走石，妖风阵阵，后来风歇了，就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落在人脸上竟然全是黄泥。我沦落人间不过千余日，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心下不免感慨：嚯，这个世界还真是操蛋呐！到了幼儿园，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朋友就纷纷跑过来搭讪，搞得我非常难受。我可是从来不跟人说话的呀。他们净问一些炫耀性的蠢问题，比如“你吃过香蕉没？”什么狗屁香蕉，我书包里还带着糖三角呢，跟你说得着吗？我痛哭了几场，终于逮着机会把糖三角和鸡蛋统统安全地吞下肚去，才施施然俯允阿姨协助自己撒了尿，捱到下午，终于逃跑了。这就是我一生中不断逃学的开端。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的本质是竞争性的。什么事都讲个资格。你要干点儿啥又要不惹人嘲弄，就得有个等级。水晶鞋和南瓜马车就是灰姑娘的等级，齐达内就是前几年的皇马的等级，天价香烟就是被网民们揪出来的那个局长的等级。我看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在富人学校上学的姑娘，她说：“你知道当富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说自己没钱！”

这么来看，所谓自由就像个樱桃，你在社会中的等级则是那个蛋糕，蛋糕越大，樱桃就显得越漂亮。可是我总是想，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我就想拿自由做个蛋糕，拿等级当个樱桃。

我发现这可真不容易。范跑跑被嘲弄那会儿，我就想，这哥们也没做错什么呀。他就是害怕了，又好作惊人之语，说自己的害怕比别人的不害怕更好。我看了他对教育的反思什么的，其实不赖。他提倡真实的历史教育，还极力避免泯灭孩子们的天性。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过年还想给他送挂历呢。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嘲弄他，完全不听他说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由权力不够大。他的蛋糕不够大所以他的樱桃显得比较蔫。照我看，他那些话，改吧改吧由罗素来说，大家早就啧啧赞叹了。

就此你可以推论，我不怕这个。我之所以提到自己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逃学，大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学问上的等级不至于被人嘲笑。你可能还没想到吧，虽然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呢——尽管我不得不承认，直到大学时期为止，我从没认真地上过几堂课。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经验，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经验就是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比划，少年时期在市少年队踢球，长大之后就去常春藤名校，跟费正清学历史，跟纳什学数学。如果这等好事降临不到你头上，那么退而求其次，来个180度大转弯，差不多也就是我这种了。甚至于，再少一点、再业余一点的教育就未必不好。比方说我就一直很欣赏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家伙们的那种天然、活跃的幽默感。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想想你自己在那缺乏自由的校园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想想在课堂上跟老师念得那些阿弥陀佛，再想想当时窗外的小鸟们的引诱性的歌声，用一句广告词来讲：你被耍了！

西方有句俗语说：自由永远都不晚。可是我又觉得，自由永远都不早。如今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贪恋自由了。我却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体制”，即便他不得不有所舍弃，我指的是周遭世界中仅仅因为习以为常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自由总是遗憾的，可是对自由的向往，却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死而复生。

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2005年夏天，作为《南方周末》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性报道的采访小组成员，王轶庶、卢嵘和我在日本待了两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参加终战纪念集会的日本国民，无论男女长幼均正装出席，烈日之下莫不正襟危坐，大汗淋漓，那人山人海的，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排坐，真叫一个“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据说在强光照射下，黑白两色的浮晃会令人产生眩晕感，现场庶几如此，西装黑压压一望无际，擦汗的白色手帕在其上跳动不止，宛如一片浩瀚而不真实的光点。

那年夏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了，天儿太热，公务员上班都可以不穿西装。可是日本国民郑重，非捂着不可。在中国，有人说这叫纪律，也有人说叫轴，我觉得就叫克己复礼。

广岛的“原爆”纪念集会的情形让我略有感动。集会结束之际，国民自卫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在人群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呼喊和平口号，林荫道上的日本民众一边散场，一边向直升飞机挥手并同声应和。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日本人心特齐，底下走着的和上面飞着的心心相印，他们是一家人，还让我意识到，和平观念已经在日本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如今是文明人，不想再打仗了。

我们所到之处，日本人总是“和平和平”地念叨个不停，我相信他们都挺真诚的，以逻辑做真伪辨识，也说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战的基因，不过在全世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尤其在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国民的和平愿望并不是太值得怀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洁净，每辆汽车都很鲜亮，像刚刚洗过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黄或浅灰色的，跟人们的衣着一样，低调又得体，透着那么一股格调和涵养。如果只看这些优点以及国民的和平信念，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不过遇到“历史问题”时，我则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在东京等地，我们问到的每一个日本国民，除了几位学者和少数“左翼”人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痛痛快快地承认本国曾经侵略过亚洲诸国并犯下罪行。听了他们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关于日本的“暧昧”的特性的说法是多么精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妇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游行，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妇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裸，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性的，无非拿钱干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性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炸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