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第251-300行） (6/15)

已经指出，存在于宇宙中的真正的上帝之道和印刷在一本任何人都能制造出来的书里的所谓《圣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现在要谈谈历代以来也许在一切国家里都用来欺骗人类的三种主要的手段。

那三种手段就是神秘、奇迹和预言。前面两个跟真正的宗教是不相容的，第三个应该永远加以怀疑。说到神秘，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对我们是一种神秘。我们自己的生存是一种神秘；整个植物界是一种神秘。我们不能说明一粒橡子种在地里，怎样会自己发育起来变成一棵橡树。我们不懂我们所播的种子怎样会舒展开来，翻成许多倍；为什么用一点点小的资本使我们得到这样大的利息。

虽然，这个事实不同于推动的原因，它并不神秘，因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也懂得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这点，无非是把种子放在地里。——所以我们懂得我们所必需懂得的事情；至于我们所不懂的那发生作用的部分，或者就是懂得了也无法做到的部分，是由造物主自行担任下来为我们去做了。所以，这样要比我们参与了这个秘密而让我们自己去做，顺利得多。

虽然每一件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说起来，是一种神秘，但是神秘这个词，不能用于道德的真理，正象“阴暗”一词不能用于光一样。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道德真理的上帝，而不是一个神秘或阴暗的上帝。神秘和真理是对立的。神秘是人所制造出来的烟雾，它模糊了真理，而且以歪曲的姿态把它表示出来。真理从来不把它自己包裹在神秘之中。任何时候，如果它被神秘包裹着，那是反对真理的人所做的工作，而不是它自己要这样。

所以宗教既是对于一个上帝的信仰和道德真理的实践，就不能跟神秘有关系。只有一个上帝的信仰，既不包含任何神秘的东西，在一切信仰之中是最平易的，因为象前面已经谈过的，它对于我们是从必要中发生出来的。至于道德的真理的实践，换一句话，就是实行学习上帝的德行，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处要象他仁慈地对待一切人一样。我们侍奉上帝不能象我们侍奉那些非有这样待奉不可的人；所以我们所应有的惟一的侍奉上帝的观念，是对于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幸福有所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上的社会。而在自私的虔诚中过着一种避世的生活。

宗教的真正的本质和意图（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证明，甚至于表现出来它必须完全脱离神秘，并且跟一切神秘的东西断绝关系。宗教，当作一种义务，应该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一视同仁，所以应该在同一水平上来理解一切人。人的学习宗教跟他的学习一种职业的秘密和神秘不同。他是凭反省来学习宗教的理论。它从他的头脑对于所见、所闻或所读的东西的反应中发生出来，而实践就跟它相结合。

当人们不论是从政策或“方便的谎言”出发，建立起和上帝之道或上帝在创造中的工作不相容的宗教体系，并且不但超过人类的理解力而且和它有矛盾的时候，就不得不制造出或采用一种道理，借以排斥一切发问、调查研究或猜想。神秘这个词可以合于这个目标之用；所以宗教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而在堕落后才成为神秘的烟雾。

在一切总的目标方面都用得到神秘，而奇迹跟在后面作为偶然的帮助。

前者用来迷惑人的头脑；后者用来迷乱人的感觉。一个是语言，另一个是魔术。

在对这个题目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应当先问究竟什么叫做奇迹每一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个神秘，在同样的意义之下，也可以说每一件东西是一个奇迹，而且奇迹不能分大小，不能说这是大奇迹，那是个小奇迹。一头象虽然比较大，但不能说它比起一个小蜘蛛来是个大奇迹；也不能说一座山比较一个原子是个大奇迹。对于一个全能的权力来说，创造这一个不比创造那一个困难些；因此造一百万个世界并不比造一个世界难些。所以每一件东西，从一种意义来说是一个奇迹，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就没有所谓奇迹这样的东西。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理解来比较的时候，某一件东西是个奇迹；但是跟造这样东西的力量来比，它就不是一个奇迹。但是这样的说法还不足以表达出附属于奇迹一词的观念，所以有必要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人类对自己想出了某些规律，他们认为他们称为自然界的是凭着那些规律来行动的；并且认为奇迹是跟那些规律的作用和效果相违反的东西。但是除非我们了解那些规律和普通称为自然力量的整个范围，我们就无法评判对于我们来说是奇妙的或奇异的任何东西究竟是在自然界的行动力量范围之内、范围之外或者和它相反。

一个人上升到空中达几英里之高，将完全具备条件来构成一个奇迹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懂得人能制造一种特别的空气，比普通大气里的空气要轻几倍，并且它有足够的弹性，能防止那个充满轻质空气的气球不致受周围普通空气的压缩，以免气球的体积按同样倍数地缩小。同样，从人体里面引出可以看得清楚好象用钢来打击石片一样的火焰或火星，和不需什么看得见的作用力就能使铁或钢移动，也将产生一个奇迹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懂得电和磁性。自然哲学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实验，对于不懂得这一门的人，也会有如此的感觉。表面上已经死去而被救活的人，象溺水而得救的人，也将成为一个奇迹，如果不懂得呼吸可以暂停而不致殒命。除这些以外，还有其它的作为，或出于一举手之劳，或由若干人的合作，表面看来，似乎奇迹，而懂得以后，就不足为奇。并且除此以外，还有机械方面和光学方面的错觉。现在，在巴黎有一个鬼或妖怪的展览会，虽然并不强使观众信以为真，在表面上看来却使人惊奇。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自然或技术所能达到的范围，我们就没有标准来决定一个奇迹是什么；而且人类由于相信外表，在把它们看作奇迹的观念之下，可能不断地受到欺骗。

由于外表的容易使人受骗，假的东西看起来很象真的，而矛盾的事情莫过于认为上帝会运用所谓奇迹那样的手段，因此使做出奇迹的人被疑为是骗子，而讲述那些事情的人被疑为是撒谎，并且要想借此来支持的教义被疑为是荒诞的伪造。

在企图用来为称为宗教的任何体系或见解获得信仰的一切证据之中，惟有奇迹的矛盾最大，不论它在发生欺骗作用上怎样地得到成功。因为第一，任何时候，目标在于获得信仰而要用炫饰作为手段（因为一个奇迹，不论它的意义怎样终究是个炫饰），足见所宣传的教义含有缺陷或弱点。第二，它把全能的上帝降格成为一个变戏法的人，玩弄诡计来供人娱乐，并且使观众瞪目称奇。它也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一种最可疑的证据；因为信仰不在于称为奇迹的东西，而在于自称看到奇迹的传述者的信用。所以那件事情如果是真的，并不比说谎更容易被相信。

假如我说，当我坐下来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只手在空中出现，拿了那支笔而写下了这本书里所写的每一个字；试问有人相信我么？当然人家不会相信。如果那是事实，那么他们会多相信我一些么？他们当然不会。因此一个真的奇迹，即使出现，它将和假的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且矛盾变得更大，如果设想上帝会用那样的手段，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达到它们所趋向的目标。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奇迹是完全处于所谓自然界的常轨以外的东西，要完成一个奇迹必须离开那常轨，而且我们看到自称目击这种奇迹的人关于那种奇迹的记载，那就在人的脑子里发生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是自然界离开它的常轨呢，还是这个人说谎？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自然界越出它的常轨；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同一时期说过好几百万个谎话，所以报道一个奇迹的人，他的说谎与不说谎的比例至少是几百万比一。

《圣经》中鲸鱼吞约拿的故事，虽然鲸鱼很大；足以做这样的事情，非常接近于神奇；但是如果说约拿吞了鲸鱼，对于奇迹的观念，当更为接近。

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于一切奇迹的事例，如前所述，事情可以由它本身去决定，究竟哪一个可能性大，是人吞鲸鱼呢，还是人说了一个谎。

但是假定约拿果真吞了鲸鱼，而肚子里带着那条鱼到尼尼微去，使那里的人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着他们面前把一条照原样大小的鲸鱼吐出来，他们岂不要相信他是一个魔鬼而不是一个先知？或者，如果鲸鱼把约拿带到尼尼微，同样地当众把他吐出来，人们岂不要相信鲸鱼是个魔鬼，而约拿是它的小魔鬼之一。

在一切称为奇迹的事情里，最奇特的一件见于圣经的《新约》中，就是魔鬼带着耶稣基督逃走，把他领到一个高山的顶上；又把他领到最高的殿顶上，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并应许给他。为什么他没有发现美洲；还是只限于黑暗的魔王所注意的那些王国？

我对于基督的道德品质，非常尊重，所以不相信他会亲自说出一个关于鲸鱼的奇迹；也不容易说明这奇迹是为着什么目标编造出来的，除非为了欺骗那欣赏奇迹的人，好象有时候欺骗安娜女王的古物鉴赏家以及遗物和古董的收藏家一样；或者用更荒诞的奇迹来使奇迹的信仰成为可笑；好象唐·吉诃德胜过武侠一样；或者故布疑阵使人怀疑究竟是凭什么力量产生奇迹，上帝呢，还是魔鬼，这样来使对于奇迹的信仰受到窘迫。无论如何，必须对魔鬼有极大的信仰，才会相信这一个奇迹。

那些称为奇迹的事情，无论放在哪一个观点上来研究，它们的真实性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它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正象以前所说的，即使它们是真的，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要人信仰一个奇迹要比信仰一个没有奇迹而显然属于道德的原则困难得多。道德上的原则是普遍地不言而喻的。奇迹只不过是暂时的东西，而且只能为少数人所看到，在此以后，它要求从信仰上帝转移到信仰人，根据人的报道去相信一个奇迹。所以不应该把奇迹的陈述当作任何宗教体系的真实性的证据，而应该把它们当作那种体系的虚伪的象征。

真理具有完全而正直的性质，所以它必须抛弃拐杖；而寓言要借助于真理所抛弃的东西，也是和它的性质相符合的。对于神秘和奇迹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

象神秘和奇迹管到过去和现在，预言则管到未来，而使信仰的三个时态得到圆满。它不能知道过去的事情，但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被人认为是先知的人，就是被认为是未来的历史家；如果他偶然挽着千年的长弓而射击千里以内的一个目标，后代的创造可能使它成为射中的目标；如果碰到完全错误，就只好认为象约拿和尼尼微的事例，上帝已经发生后悔而改变原来的意图。虚假的体系怎样粑人当做愚人来玩弄！

在这个作品的前一部分里，已经指出先知和预言两个词的原意已经起了变化，并且所谓先知，按现在所用的意义来说，是现代发明的一个玩偶；由于语言的意义有这样的变化，所以犹太诗人的奇想和隐喻，以及由于我们不熟悉在他们运用时的当地情况而变成晦涩的成语和措词，都被搬用到预言之中，并且听凭某派门徒、解释者和注释者的意志和奇想来作解释。每一件不了解的事情都是预言的对象；而每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都被当作一个预兆。

每一个错误当作一个预言；而每一块揩碗布当作一个预兆。

如果所谓一个先知就是指一个人，上帝告诉了他将来会发生某一件事情，或者真有这样的人，或者并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应该相信这样传授的事情一定用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说的，不会用那样散漫和晦涩的语言来讲，以致于那些听到的人不能懂得，也不会那样地模棱两可，几乎对于后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可适用。假定认为上帝会用这样儿戏的态度来对待人类，这种想法就是对上帝的大大的不敬。但是在那叫做《圣经》的书中，一切所谓预言的事情，都属于这样的一类。

但是，预言正和奇迹一样；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达到希望的目标。如果有人把一个预言告诉了某些人，他们说不出来究竟那个人说的是预言还是谎言，究竟是确曾对他作了启示，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如果在日常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中出现了他所预言的或想要预言的事情，或某些类似的事情，谁也不再能分辨出究竟是他预见的呢，猜出来的呢，或是偶然出现的呢。

所以先知是一种没有用而不必要的角色。为了妥善起见，不要去相信那些说法以防上当。

整个来说，神秘、奇迹和预言都是假的宗教而不是真的宗教的附属物。

它们是手段，凭这些手段，在这世界上传播了许许多多“你瞧这里！”“你瞧那里！”的谎话，而宗教变为一种职业。一个欺骗者的成功鼓励了另一个，而且用“方便的谎言”来“做点好事”的泰然自若的口实，使他们免于懊悔。

我已经把题目引伸得比我初时所想的长得多，现在我要从全部内容中作出一个提要以结束这个题目。

第一，存在于印刷、写作或言词中的关于圣经的观念或信仰，说明它本身不能自圆其说，其理由已在前面指出。除了其它许多理由之外，有着这样一些理由：没有一种普通的语言；语言的容易变动；翻译上可能有错误；可能完全不发表这样一种道；可能加以窜改或整个出于伪造以欺骗世人。

第二，我们所看到的创造就是真的和永存的上帝之道，在那里我们不会受骗。它宣扬了上帝的力量，它显示了上帝的智慧，它体现了上帝的善良和仁慈。

第三，人的道德责任在于仿效体现在上帝的一切创造物中的上帝的美德和仁慈。我们每天看到的上帝对于一切人的慈爱，这就是一个示范，号召一切人同样做到彼此相爱；因此人与人之间每一件迫害和报复的事情和每一件虐待动物的事情，是违反道德责任的。关于将来存在的方式我不去操心了。

我就满足于相信，甚至于肯定地确信：给我生存的那种权力，可以随意采取任何方式方法，使它继续下去，或者有这个身体，或者没有；而且在我看来，今后我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比在那种存在到来以前，我现在存在的可能性还要大。

有一点是地球上一切国家和一切宗教都肯定会同意的；大家都相信一个上帝；他们所不同意的是附属于那个信仰的多余的东西；所以如果一旦有一个盛行于全世界的宗教，那不是信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相信人们最初的信仰而抛弃多余的东西。如果真有亚当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被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创造出来的；但是，同时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信奉他所喜欢的宗教和崇拜。

自  序——关于第二部分

在《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中，我已声明过，我久欲发表我的宗教思想；但我原来想把它保留到我一生的后期，作为我最后从事的着作。然而在年的最后阶段，在法国发生的形势，使我决定不再拖延。自从哲学首先被搞散以后，于是革命的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随着发生。对于社会经常有危害性，对于万能的上帝亦同样有毁损作用的思想，就是说僧侣能够赦免罪孽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却使人类的感觉，大为混乱，认为一切罪恶，都可做得。教会方面令人不堪忍受的迫害精神已经自行改变为政治，以革命形式的法庭，使审查一件事情有了场所；于是断头台和火刑柱胜过了教会中的火烧和柴把。

我看到过许多极亲密的朋友遭到了毁灭；每天还有别人被系入狱；我有理由相信，也有人暗中告诉我说，我自身也将有同样的遭遇。

我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之下，开始写作《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我虽然对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有所驳斥，但我手边新旧约都没有，我也无法取得。尽管如此，我已写成一书，使《圣经》的信徒在自己的书库之旁和利用教会图书馆的藏书，从事写作，仍不能驳倒我的作品，就在那年月底，有人动议，并实行排斥外人于国民议会之外。被排斥者只有二人，一个是阿那嘉昔斯·克罗茨，另一个是我。我知道在那次动议会上作演讲的巴东·特渥西特别指出了我。

此后，我想到我仅有几天的自由了，我便坐下来尽快把我的作品作一结束。不超过六小时我已写好，且已为世人所知。于是在半夜三时就有一个卫兵，带了公共安全和安全保障委员会所签发的命令，把我作为外国人加以拘捕，并把我送到卢森堡监狱中去。在去监狱的途中，我设法访问了嘉尔·拜罗，便把原稿放在他的手中，这比较我在狱中带在身边要安全得多。我不知作者和作品在法国的命运如何，所以我吁求美国公民们的保护。

我要说句公道话，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执行命令的卫兵和安全保障委员会的那个译员，随从他们检查我的身分证的人，对我不但很有礼貌而且表示恭敬。卢森堡监狱的看守贝努瓦也是一个好心人。他在权力范围之内，处处对我表示友好。他在任期间，他的家属也待我很好。后来他被解职，遭到逮捕，并且被恶意控告，带到法院接受审问，结果被释放了。

我在卢森堡监狱大约被关了三星期之后，那时在巴黎的美国人，集体到国民议会去申请说我是他们的同胞和朋友；但是当时的总统凡特，也就是安全保障委员会的主席和签发拘捕我的命令的人，说我生于英国。从此以后，直到热月①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为止，我从未听到过监狱以外来自任何人的消息。

在这个事件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发起烧来，在发烧的过程中，种种症状显示我将死亡，从病的后果来说，我并无起色。正在那时，我又满意地想起，我为了已写完《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而祝贺自己。那时我对于再活下去的期望很小。在我周围的人对我的希望更小。所以我根据经验体会到对我自己的原则的真实考验。

那时和我同室的还有三个同志：即布吕热的约瑟夫·旺厄尔，鲁万的沙①热月在历史上指1793年制定的法兰西共和历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8—19日。——译者

尔·巴斯蒂尼和米歇尔·吕班。这三位朋友日日夜夜对我不断的和深切的关怀，我想起了便觉得感激，提到了便觉得愉快。碰巧一位内科医生格拉安博士和一位外科医生邦恩先生是奥·阿拉将军的随员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卢森堡监狱。我也没有自问，他们既是英国政府人员，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是否适当；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得引为自咎；对于卢森堡监狱的医生麦可斯基博士来说，亦复如是。

我有某种理由相信，因为我不能发现其它原因，就是这场病保全了我的生命。在一个由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所送请议会审查的罗伯斯庇尔的文件中，有一份罗怕斯庇尔的亲笔短简，其文如下：

“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这种意图，没有付诸实行，其原因何在，非我所知，所以连我自己也说不明自，只能说由于这场疾病而变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