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第451-500行） (10/371)

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战略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

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三十八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

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而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

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X光片，但X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X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三十三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时曾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多次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一九三三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一九三四年二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暲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她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博古，可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二月二十四日，他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狱中的瞿秋白坚贞不屈，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

已经五十八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九三一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一九三五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二月二十四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九三一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二十七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二十一日在江西大庾被国民党军枪杀。刑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庾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四十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他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覃，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战略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

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乃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过《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

博古突然感到自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

博古就毛泽东的问题与李德交换意见，李德给博古转述了斯大林常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每逢天神安泰与敌人作战失败，他就往母亲地神盖娅的身上一靠，这样他就能重新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为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隔断他与母亲的联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回到大地上。虽然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但此刻他讲的这个欧洲故事竟使博古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如果让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也发展成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了他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机会。要阻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就必须将毛泽东与他的“大地”的联系隔断。

就这样，毛泽东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

没过多久，博古和李德几乎同时明白了用希腊神话解释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幼稚。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荷宠，时年三十八岁，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六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荷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

形势危在旦夕。

十月七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

朱德致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电：

彭、杨：

甲、三军团到十二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在这时期应完成部队的整理。

乙、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

丙、三军团全部约于十二号晚出动，并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即集结于雩都东北之水头圩、石溪坝、车头圩、禾田及仙露观地域］。十五日晚，三军团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

丁、为保守军事秘密，应［在］整理训练中严密防空，严格克服逃亡现象及随便闲谈。

戊、整理的经过，每日电告我们。

朱

七日九时半

朱德致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电：

罗、蔡：

甲、李［李延年部］敌于到达河田后，主要是构筑碉堡和路。

乙、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员均在内］准备转移方向，并应于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其行动部署如下：

（A）今七日夜应秘密转移到汀州地域，八日即在该处隐蔽配置。

（B）八日夜向古、瑞间前进，九日即在该地隐蔽配置。

丙、罗、蔡应于九日晨赶到军委，部队即交参谋长指挥。

丁、二十四师主力仍留河田以北地域，并向河田、大田屋、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河田以西汀州河的桥梁应拆毁之。在河田之东端及南端，应于夜间派得力便衣队埋设踏发的地雷。

戊、军团的移动应在二十四师的掩护下，保守绝对的秘密，除二十四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属知道。

己、九军团的移动必须在黄昏与夜间行之。如行军至早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必须采取办法使敌人空军侦察不能知道九军团的移动。

庚、二十四师从今晚起，应令其直受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

朱

七日十时

朱德致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电：

林、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