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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鸭子却越来越少了。

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道：“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儿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第三章

十送红军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当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一九三一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三十九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

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词句，在整整十个世纪过去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中念过来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时，秦家的家境已经败落。博古对诗词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十七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外，还有“斯特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

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八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十三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十八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十九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二十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二十一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二十六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A.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

一九三七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作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早在李德没来中国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师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师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一九三一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协议：用两万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十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关于战略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

发表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做出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地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

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战略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嘭”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嘭”的一声也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百分之五十。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么？”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

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地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了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从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铸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

在大规模战略转移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地视察通讯厂、被服厂、织布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四支（挺）、子弹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一百三十发、迫击炮三十八门、炮弹二千四百七十三发、冬衣八万三千件、盐巴三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斤、各类药品一百七十七担。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势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一担担粮食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九三二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起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到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一百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战略转移前被分发给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分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战略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

于都距离瑞金九十公里。一九三四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她的任务是三个月内动员两千两百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五十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她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这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地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十分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她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总人口大约为三百万，不知博古创立“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设想从何而来？如果博古是针对全国所有苏区提出的这一宏伟蓝图，那么，在短时间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一百万以至几百万”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的作战部队加在一起，总兵力也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万。

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已有十七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五分钟，五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五万之多。

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一万八千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兴国参军的五万青年中两万三千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它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

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八十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九月二十四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放弃先头阵地”。“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接着，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

前线的部队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订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