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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得缝合或夹住之类的，得止血。他已经失了太多血。”

医药箱里剩下的东西都已被熏黑或沾上灰末，全摆在我膝盖前的帆布上。我找到了一根缝针、一把生锈的机械工钳子、一些丝线。雪地上冷得让人发抖，裸露的双手也抽了筋。我把线缝入动脉、肌肉，那整个区域，拼命想封住大量喷出的红热鲜血。线几度卡住。我僵硬的手在发抖。这个男人是清醒的，意识清楚，并且处于极度疼痛之中。他断断续续地发出尖叫和号哭，但随即又继续赞颂真主。

我向马赫穆德点头，示意他可以放松止血带。虽然冷得发抖，但我眼里满是汗水。血从缝线处渗出，血流缓慢多了，但我知道即使是这么小量的渗血，最终仍会要了他的命。我开始把一团团绷带塞进伤口，然后包上加压性敷料，就在这时，马赫穆德沾满鲜血的双手用力抓住我的两只手腕。我抬头，看见札赫·拉苏尔已不再赞颂，不再流血。他死了。

我剧烈地喘气。那样的喘气只会给身体带来伤害，没什么好处。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已有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我很饿。那念头——饿、食物，开始浮现，我首次觉得不舒服，觉得那让人发汗的作呕感阵阵漫过全身，便摇头想甩掉。

我们回头再去看那个烧伤的患者，发现他也已经死了。我用迷彩帆布盖住他不动的躯体，往他那烧焦、熔化、面目模糊难辨的脸瞥了最后一眼，那一瞥变成了感谢的祷词。医护兵工作有个令人不忍面对的事实，那就是祈求人死掉跟祈求人活着的心情同样坚定，且几乎同样频繁。第三名伤者是马赫穆德·梅尔巴夫。他的背、颈、后脑勺上有灰黑色的小金属碎片和看似熔化塑料的东西。好在那些激射出的热烫物质只穿到皮肤上层，和金属碎片差不多，不过还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清除。我清洗伤口，撒上抗生素粉，在可包扎的地方予以包扎。

我们查看补给品和存粮。遭到攻击前我们有两只山羊，被攻击后，其中一只跑掉了，不见踪影。另一只找到时正瑟缩在由两面高悬陡峭的岩壁夹成的隐蔽凹洞里。那只山羊是我们唯一的食物。面粉已和米、印度液体奶油、糖一起烧成了灰。储备的燃料一点不剩。不锈钢医疗器材直接中弹，大部分已扭曲变形成一团废金属。我在残骸里找回一些抗生素、清毒剂、药膏、绷带、缝针、线、注射器、吗啡安瓿。我们有弹药和一些药物，可以融雪取水，但缺少食物，这是个危急的问题。

我们有九个人。苏莱曼和哈雷德决定离开营地。另一座山上有个山洞，往东边步行约十二个小时可到，他们希望那里的地形足以抵御攻击。顶多再过几个小时，俄罗斯人肯定会再派一架直升机来。不久后，地面部队也会抵达。

“每个人把两只水壶都装满雪，步行时放在衣服内，贴着身体。”哈雷德把苏莱曼的命令翻译给我听，“带武器、弹药、药物、毯子、一些燃料、一些木头、那只山羊。其他都不带。出发！”

我们空着肚子出发，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当我们蹲在新山洞里时，一直处于空腹状态。贾拉拉德的年轻友人哈尼夫在家乡时是按伊斯兰教法宰牲畜的屠夫。我们抵达时，他宰了那只羊，去皮，挖掉内脏，并分成了四份。我们用木头和少量酒精生火，木头是从那个报废营地带来的，酒精取自酒精灯。除了某些部位，例如膝关节以下的羊小腿，是穆斯林不准食用的，羊身上的肉全部被煮掉，然后再将细心煮熟的肉分为许多小份，作为每人每日的配给。我们在冰雪里挖洞，充当临时冰箱，把煮熟的肉块存放在那里。然后，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都是小口啃咬肉干果腹，身体缩成一团，受尽老是吃不饱的痛苦折磨。

九条汉子靠着一只山羊的肉挨过了四个星期，说明我们纪律良好并有患难与共的情操。我们偷溜到附近村落许多次，试图补充食物，但当地所有村落都由敌军占领了，整个山脉被俄罗斯人所率领的阿富汗军方巡逻队包围。哈比布的酷刑折磨，加上我们对那架直升机造成的伤害，已激怒俄罗斯人和阿富汗正规军，他们发誓要消灭我们。有次外出觅食时，我们的侦察员听到最近的山谷里回荡着广播声。原来是俄罗斯人在一辆军用吉普车上装了扩音器，一个阿富汗人用普什图语把我们形容成土匪、罪犯，说政府已派驻一支特种部队来追捕，他们要悬赏捉拿我们。我们的侦察员想开枪打那辆吉普车，但心想那说不定是陷阱，想把我们诱出藏身之处，于是作罢。猎捕者的广播声像潜行的狼嗥，在陡峭的岩石峡谷里回荡。

驻扎在周遭所有村落的俄罗斯人似乎情报有误，也或许是他们跟踪了哈比布残酷处决的犯案踪迹，因而把搜索行动锁定在我们北方的另一座山脉。只要继续待在这偏远的山洞里，我们似乎就不会有事。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无处可逃、挨饿、害怕，挨过那一年最冷的四个星期。我们躲着，白天在阴影里匍匐，每天晚上，在没有光、没有热气的黑夜里挤成一团。随着一刻刻冰冷时光的流转，战争的刀子慢慢削掉了我们的期盼和希望，最后，在环抱住自己颤抖身躯的双手里，在那僵硬而沮丧的双手里，我们所拥有的，只剩一个东西、一个念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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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GB，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的情报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2) KHAD，国家信息服务部，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成立于1978年，并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担任秘密警察的工作。

(3) 纳吉布拉，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1947年8月6日－1996年9月28日。他在1986年至1992年担任苏联傀儡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992年，反政府军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迫下台。1996年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之后，将纳吉布拉处死。

第七章

我无法面对失去哈德拜，失去我的父亲梦。我用双手埋葬了他，但我并没有哀悼他。内心感触并未大到要我表现出那种难过，因为我的心不愿相信他已死去。在那场战争的那个冬天，我似乎爱他太深，而不愿相信他就这样走掉、死掉。如果这么深的爱能消失于土里，不再说、不再笑，那爱算什么？我不信，我认定必然会有所回报，并一直在等那回报到来。那时我不知道爱是单行道，如今我知道了。爱，像是敬意，不是得来的东西，而是付出的东西。

但在酷寒的那几个星期，我不知道那道理，未思索那道理，我转身离开生命中的那个洞，那个原来存有那么多充满爱之希望的洞，不肯去感受渴望或丧失。我瑟缩在寒冷刺骨、埋藏身躯的伪装里，由雪和阴暗石头构成的伪装里。我咀嚼我们仅剩的韧如皮革的羊肉块，那塞满心跳与饥饿的每一分钟，更将我拖离哀痛与真相。

最后，我们当然吃光了所有的肉，大伙开会讨论接下来要走的路。贾拉拉德和较年轻一辈的阿富汗人想逃命，想杀出敌人防线，前往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扎布尔省沙漠地区。眼见别无选择，苏莱曼、哈雷德无奈同意，但希望清楚掌握敌军的部署，以便决定从哪里突围。为此，苏莱曼派年轻的哈尼夫前去查探虚实，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来，只在夜间行走。为了这个任务，哈尼夫要从我们的西南方绕一个大圈，到我们的北方和东南方。

等待哈尼夫回来的时间又冷又饿又漫长。我们喝水，但那仅能止住饿意几分钟，然后更饿。二十四小时变成两天，然后进入第三天，仍没有他的踪影。第三天早上，我们判定哈尼夫不是已死就是被捕，朱马自告奋勇去找他。朱马是赶骆驼人，来自阿富汗西南部靠近伊朗边界，为外族所包围的塔吉克人小聚落。他肤色浅黑，脸部瘦削，鹰钩鼻，有一张贴心的嘴。他和哈尼夫、贾拉拉德的感情很好，那是在战时牢里人与人会有的感情，怎么也预想不到的感情，鲜少以言语或肢体动作表达的感情。

朱马所属的塔吉克部族是赶骆驼人，哈尼夫、贾拉拉德所属的穆罕默德·哈札布兹族，则是以运送货物为业的游牧民族。这两个族群历来相互竞争，随着阿富汗迅速现代化，竞争更为激烈。1920年，阿富汗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游牧民，仅仅两个世代后的1970年，游牧民的比率只剩2%。这三个年轻人虽有竞争关系，但战争使他们不得不密切合作，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孕育自战火暂歇而心情消沉、隐伏危险的那几个月，且在战斗中历经多次考验。他们最成功的一仗是使用地雷和手榴弹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坦克。他们三人各捡了一块坦克金属碎片做纪念，系上皮绳，挂在脖子上。

朱马表示愿去寻找哈尼夫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无法阻止他。苏莱曼疲累地叹了口气，同意他去。朱马不愿等到天黑，立即背着枪，蹑手蹑脚地离开营地。他和我们一样，已三天没进食，但他最后一次回头时抛回给贾拉拉德的微笑，炯炯有神，充满勇气。我们看着他离开，看着他渐渐远去的瘦削身体，在我们下方雪坡的阴影地上快速移动。

饥饿使寒冷更为难受，那是个漫长严酷的寒冬，每隔一天就有雪落在我们周边的山上。白天时气温在零度以上，但日暮后，会降到让人牙齿打战的零度以下，直到天亮过了许久才回温。我的双手双脚时时都觉得冷，让人发疼地冷。脸上的皮肤麻木，皲裂得如普拉巴克老家村子里农民的脸。我们尿在自己手上，以驱除那刺痛的冷，双手因此暂时恢复知觉；但我们太冷了，以致连小便都成问题。首先得把衣服完全打开，但那让我们畏惧，然后把膀胱里温热的液体排掉，让人寒意陡增。失去那暖乎乎的东西，会使体温急速下降，我们总是忍到受不了才去释放。

那天晚上，朱马没回来。午夜时，饥饿和恐惧使我们无法入睡，黑暗中传来微微的窸窣声响，我们每个人都跳了起来，七把枪对准出声处。然后我们惊讶地看见一张脸从阴影处浮现，比我们预期的更近得多。原来是哈比布。

“你在干吗，兄弟？”哈雷德用乌尔都语轻柔地问他，“让我们吓了一大跳。”

“他们在这里。”他答，嗓音理智而平静，像是发自另一个人或另一处，仿佛神灵附体，在代替神灵说话。他的脸很脏，我们每个人都没梳洗，没刮胡子，但哈比布的脏是那种黏得又厚又恶心的脏，叫人惊骇的脏。那种恶臭像是从受感染的伤口里流出的毒液，仿佛是深层的秽物从毛孔里被挤出来似的。“他们无所不在，遍布在你们四周，明天或后天，他们有更多的人手到来，就会上来抓你们，把你们杀光，很快就会来。他们知道你们的位置，他们会把你们杀光，眼前只有一条脱身之路。”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兄弟？”哈雷德问，嗓音和哈比布一样冷静而超然。

“我跟你们来的，我一直在你们附近，你们没看到我？”

“我的朋友，”贾拉拉德问，“你在哪里看到过朱马和哈尼夫吗？”

哈比布没答。贾拉拉德再问了一次，语气更急迫。

“你有看到他们吗？他们人在俄罗斯营区？被捕了？”

我们静静听着，满心恐惧，空气里充斥着哈比布身上那有毒的腐肉味。他似乎在沉思，也或许是在听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告诉我，bach-e-kaka，”苏莱曼轻声细语地问，用了“侄子”这个亲昵的字眼，“你说什么，眼前只有一条脱身之路？”

“到处都是他们。”哈比布答道，脸孔因张大嘴巴、精神错乱般的凝视而扭曲变形。马赫穆德·梅尔巴夫替我翻译，凑近我耳边悄声说：“他们的人力不够，他们在最容易离开这山区的路上都布设了地雷，北边、东边、西边，全都布设了地雷，只有东南边没有，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不会想从那条路脱逃，他们不在那条路布雷，好上来抓你们。”

“我们不能从那条路逃，”哈比布突然停住时，马赫穆德悄声对我说，“俄罗斯人控制了东南边的山谷，那是他们前往坎大哈的路。他们来抓我们时，会从那个方向过来，如果走那条路，我们一个都活不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点。”

“现在他们在东南边，但明天，他们全会在这山的另一头，就是西北边，待上一天。”哈比布继续说。他的嗓音仍然镇静自若，但脸像斜睨的滴水嘴兽（gargoyle），那反而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不安。“明天他们只会有少数人留在这里，只会有少数人留下，其他人则会在天亮后去西北边布雷，如果明天冲向东南边，攻击他们、和他们打，那里只会有少数人，你们就可以突围逃走，但只有明天。”

“他们总共多少人？”贾拉拉德问。

“六十八个。他们有迫击炮、火箭炮、六挺重机枪，他们的人太多，你们不可能趁夜溜过他们身边。”

“但你溜过了他们身边。”贾拉拉德不服气地说。

“他们看不见我，”哈比布平静地回答，“对他们而言，我是隐形人。直到我把小刀插进他们的喉咙，他们才看得到我。”

“太扯了！”贾拉拉德口气强硬地悄声对他说，“他们是军人，你也是，你如果能溜过他们身边而不被发觉，我们也能。”

“你的人有回来的吗？”哈比布问他，首次用那丧心病狂的目光盯着这位年轻战士。贾拉拉德张嘴想说话，但话又没入他心中翻腾的一小片海。他垂下目光，摇头。“你们能像我一样进入那营地而不被看到或听到吗？如果你们想溜过他们身边，绝对会像你们的朋友一样死路一条，你们没办法溜过他们身边，我能办到，但你们办不到。”

“但你认为我们可以杀出生路？”哈雷德问他，口气温和轻柔，但我们全都听出他话中的急迫之意。

“你们可以，那是唯一的路。我走遍了这座山的每个角落，我曾非常靠近他们，近到能听到他们抓痒的声音，所以我才出现在这里。我来告诉你们如何自救，但有个条件，你们明天没杀掉的人、幸存的人，全归我处理，要把他们交给我。”

“好，好，”苏莱曼爽快同意，生怕他变卦，“快，bach-e-kaka，说说你所知道的，我们想知道你所知道的。坐下来说说你知道的，我们没吃的，没办法请你吃一顿，多多包涵。”

那几个星期，我们躲藏、等待，没有暖可取，没有热食可吃，每天都度日如年。在那期间，我们讲已讲过的故事，借此娱乐彼此，相互打气。在那最后一晚，几个人讲过故事之后，再次轮到我。数个星期前，我讲的第一个故事，讲我如何越狱，坦承自己是个罪犯，曾因犯罪而入狱，让他们大为惊骇，但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在我讲完后，问了许多问题。

我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暗杀之夜”的事，讲阿布杜拉、维克兰和我如何追踪到那些尼日利亚杀手，如何和他们扭打，并打败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印度；讲我如何追捕捅出这所有篓子的毛里齐欧，痛揍他一顿；讲我如何想杀他泄恨，最后还是饶了他一命，然后后悔自己一时心软，以致他后来去打莉萨·卡特，迫使乌拉出手杀了他。

那故事也很受欢迎，而当马赫穆德·梅尔巴夫在我身边坐定，准备替我的第三个故事翻译时，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才能再度勾起他们的兴致。我在脑海里搜寻故事主角，有很多主角，太多男、女主角，而第一个主角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勇气和牺牲让我想起他们。但我开口时，却说起了普拉巴克的故事。那些话，就像某种绝望时的祷告，无须召唤，自然而然就从心里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