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节（第4301-4350行） (87/173)

“所以？”

“所以，你对这一行有什么看法？”

“完全没看法，反正就是这样。受苦是事实，说没受苦是在骗人。我先前就跟你说过了，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但毫无疑问，有些钱附带较多的苦，”我锲不而舍地说，“有些钱较少。”

“钱只以两种方式出现，林——你的钱和我的钱。”

“或者，就眼前情况来说，哈德拜的钱。”

哈雷德笑了。那是短暂而悲伤的笑，他只能发出这样的笑。

“没错，我们替阿布德尔·哈德汗赚钱，但我们所赚的钱，有一部分会归我们所有。我们愿意继续玩下去，就是因为所赚的钱里有那么一小部分归我们所有，不是吗？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为什么会有金钱的黑市交易？”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换个方式问。”哈雷德微笑。他有一道粗疤，从左耳下方的喉咙开始，划过脸上，直到嘴角。因为那道疤，他的微笑显得左右不对称，叫人看了心里发毛。那有疤的半边脸完全不笑，意味着当他竭尽所能地和颜悦色时，另外半边脸就显得很吓人，或很痛苦。“在银行，一美元只能换十五或十六卢比，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十八卢比，买游客的一美元？”

“因为我们可以用高于十八卢比的价钱卖出去？”我回答。

“很好。那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做？”

“因为……我猜，有人想用那价钱买。”

“答对了。但我们要卖给谁？”

“听着，我顶多就是安排游客和黑市的家伙碰面，然后抽成。我不清楚那些美元接下来会跑到哪里去，我从来就没想那么多。”

“黑市之所以存在，”他慢慢说，仿佛在偷偷透露私人秘密，而非商业真相，“是因为合法市场管得太严。拿现金这个例子来说，政府和印度储备银行掌控合法市场，但他们管得太严。问题全出在贪婪和管制上，这是促成商业犯罪的两个基本因素。光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还不足够。只有贪婪、没有管制，或有管制而没有贪婪，都不会有黑市。以馅饼皮为例，人们对馅饼皮的利润贪得无厌，但如果烘焙馅饼皮没受到严格管制，就不会出现苹果卷的黑市。政府严格管制污水排放，但没有人贪图污水的利润，因此不会有水的黑市。当贪婪碰上了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

“你在这方面想得真深入。”我下个结论，笑了出来，但很佩服且由衷地高兴，因为他想让我认识金融犯罪的本体论，而非只是介绍金融犯罪的方法供我入手。

“没什么啦。”他谦虚地说。

“不，我是说真的。哈德拜叫我来这里时，我以为你会给我一些数据的表格，你也知道，今日汇率之类的，然后叫我自己去闯。”

“噢，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汇率之类的东西。”他再度微笑，听来很有美国味。我知道他年轻时在纽约留过学，哈德拜跟我说他在那里过得很愉快。那份愉快，似乎还有一小部分残存在他拉长的圆唇元音和其他的美式用语里。“但首先得了解理论，才能在实务上获利。”

哈雷德接着解释，印度卢比是受管制的货币，不能带出印度，在印度以外的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无法合法兑换为美元。由于人口众多，印度每天有上万的生意人和旅行者出国。这些人只准带金额有限的美元出境，他们可以把一定金额的卢比换成美元，其他卢比得换成旅行支票。

管制落实在许多方面。若某人想出国，在合法的额度内要把卢比换成美元时，得向银行出示护照和机票。银行出纳员确认机票上的出境日期，在机票和护照上盖印，表示这些文件的持有者已获准以卢比兑换合法额度的美元。一次出国只能兑换一次，旅行者没有合法渠道换更多美元。

在印度，几乎人人床底下都藏有一些黑钱，从工人未向税务局申报的数百卢比工钱，到犯罪所得积累的数十亿卢比都有。黑市经济的规模之大，据说几乎有合法经济的一半。手上有数千或数十万未申报卢比的人，如许多印度商务旅行者，都无法用那些钱购买合法的旅行支票，因为银行或税务局始终想知道那些钱的来源。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向黑市金钱贩子购买美元。在孟买，每天有相当于数百万卢比的美元、英镑、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在黑市买卖。

“我拿一万八千卢比，向一名游客买了一千美元，而银行的汇率是十五比一。”哈雷德总结道。“那个游客很高兴，因为比起到银行换，他多换了三千卢比。然后我以两万一千卢比的价钱把那些美元转卖给印度生意人。那个生意人很高兴，因为他用无法申报的黑钱买到美元。然后我把三千卢比放进公基金，再用一万八千卢比跟另一个游客买来一千美元。黑钱交易的核心，就是这个简单的方程式。”

为了找到游客，鼓动他们换钱，哈德拜的黑帮联合会雇用了一批人，包括街头掮客、导游、乞丐、饭店经理、旅馆服务员、餐馆老板和服务员、店家老板、航空公司行政人员、旅行社、酒吧老板、妓女和出租车司机。掌握他们的动向是哈雷德的职责之一。每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所有往来的对象，制定主要货币的汇率。一整天，每隔两小时，就有人打电话来告知汇率的变动。有辆出租车二十四小时供他差遣，两名司机轮班开车。每天早上，他走访每个地区的中间人，发给他们数捆卢比，给街头贩子备用。掮客和其他街头混混替街头贩子寻找客户，带游客和生意人去找他们换钱。街头贩子换好钱，把外币一捆捆收好，等收款人来收。中间人一整天在街头交易人之间走动，在他们需要时提供现金；收款人则在白天晚上走访各区数趟，收取街头贩子买下的外币。

至于饭店、航空公司办公室、旅行社等较需要谨慎行事的公司行号，则由哈雷德亲自指挥收款和换钱。他每天向主要地区的收款人收款，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正午，一次是晚上。每个地区的相关警员都用钱打点好，好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地，哈德拜也保证，若有人想抢或耍他的手下，他得用暴力制裁时，动作一定又快又准，绝不会牵扯到警方，或危及警方的利益。维持纪律，替哈德拜摆平事端的重任，则落在阿布杜拉·塔赫里身上。他底下有一批印度流氓和两伊战争的伊朗退伍军人，负责防微杜渐、严惩不轨。

“你跟我一起去收钱，”哈雷德宣布，“很快你就会摸透这一切，但我希望你专注在棘手的部分——五星级饭店和航空公司。那是穿衬衫、打领带的工作。我会跟你去，特别是刚开始时，但我想，由穿着体面的白种外国人去那些地方收钱，会很妥当。你不会引人注目，他们不会看你第二眼。跟我们接头的人，和你打交道也会大大放松。然后，我要你投入旅游业，那个部分我也用得上白人。”

“旅游业？”

“噢，你会喜欢上那一行。”他说，以同样带着悲伤的微笑与我四目相对。“那会让你觉得在阿瑟路监狱那段期间没有白待，因为每次都可以搭头等舱。”

他解释道，旅游业是货币买卖特别有赚头的部分。印度有数百万人在沙特阿拉伯、迪拜、阿布扎比、穆斯喀特、巴林、科威特等波斯湾区工作，其中许多人都会跟旅游业打交道。这些印度外劳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签一次约，在国外从事帮佣、清扫、劳力的工作，通常都领外币工资。大部分外劳都设法一回到印度就在黑市换掉外币，好多拿到一些卢比。哈德拜的黑帮联合会为那些雇主和外劳提供了换钱的快捷方式。阿拉伯雇主把大量外币卖给哈德拜时，享有稍稍优惠的汇率，使他们能以印度黑市的汇率付卢比给印度籍外来劳工。如此一来，手中便能有多出来的卢比，付完工资后，还有净赚。

对波斯湾区许多雇主来说，这种金钱犯罪的诱惑让他们无法抗拒。他们豪华的床铺底下也藏有许多未申报、未交税的钱。犯罪集团应运而生，在印度外遣劳工返国时，帮他们把工资换成卢比。这些外遣劳工乐于如此，因为他们可以拿到以黑市汇率换来的卢比，又不必亲自去跟精明的黑市交易贩子打交道。老板也乐得很，因为透过那些犯罪集团，他们还能从工资中赚一笔。黑市交易贩子也很开心，因为大量美元、德国马克、沙特阿拉伯里亚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拉姆，源源不断流入印度商人创造出来的需求之河。只有政府被排除在外，而涉及这买卖的数百万人，没有一人为此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这一行，过去算得上是我的专业研究……”漫长的第一堂课终于结束时，哈雷德如此说道。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无法确定他是在回忆往事，还是纯粹不想再细谈。我等他继续说下去。

“在纽约念书时，”他最终继续说道，“我研究一个议题……嗯，我写了一篇论文，论古代的非组织性贸易。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前，我母亲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在她的影响下，我小时候就对亚述、阿卡德和苏美尔的黑市很有兴趣，也很好奇这些黑市与贸易路线、税赋、靠贸易路线和税赋建立起的帝国之间有何关系。我自己开始动笔写的时候，把那篇论文称作‘黑色巴比伦’。”

“很好记的篇名。”

他瞥了我一眼，确认我不是在嘲笑他。

“我是说真的，”我急忙说，希望能令他安心些，因为我开始喜欢他这个人，“我想那是很好的题目，非常好记。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完成这篇论文。”

他再度微笑。

“哎，林，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就像我纽约的叔叔常说的，对工人来说，大部分的意想不到都不会让人开心。现在我从事黑市买卖，而不是写黑市论文。现在，那要叫‘黑色孟买’。”

他话中的辛酸令人不安。他盯着自己交握的双手，开始摆出阴郁、近乎生气的表情。我决定转移话题。

“你知道吗？我过去一直在干一种黑市买卖，你可能会有兴趣。麻风病人的药物市场，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他答道，深褐色的眼睛闪现兴味的光芒。他举起一只手，抹过脸，再往上抹过理成军人平头的花白短发。这手势抹掉他消沉的回忆，他全神贯注在我身上。“我听说你见过兰吉特，他很不简单，对不对？”

我们谈起兰吉特这位统领一小群麻风病患的人物，谈他们搞的全国黑市。他们那神秘的买卖令我们着迷不已。身为历史学家（或者说身为曾梦想着和他的学者母亲一样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哈雷德很好奇麻风病人那个组织的漫长演变和神秘的行事作风。身为作家，我则很想了解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独特回应。经过二十分钟热烈的讨论，我们同意一起去拜访兰吉特，以更深入了解药物黑市买卖的历史。

那是两个天涯沦落人之间的许诺，学者与作家之间的许诺。因为那份许诺，哈雷德和我有了联结，这份因尊重知识而建立的关系，简单但长久不渝。就像罪犯、军人和其他历劫归来者，在相濡以沫的环境下，我们迅速而毫不犹豫地结为朋友。我每天造访他那位于安德海里车站附近的简陋住所，每次上课长达五六小时，内容从古代史到储备银行利率政策，从人类学到固定、浮动货币，天马行空，随兴而谈。跟着哈雷德·安萨里学习那普遍但复杂的不法交易一个月之后，比在街头当贩子买卖美元、德国马克一整年的时间学到的还要多。

课程结束后，我每天早上、下午跟着哈雷德工作，一周七天无休。报酬丰厚。工资之多，往往一领就是厚厚几沓直接从银行提出来的卢比，上面还带着钉住整沓纸钞的钉书钉。相较于我在贫民窟里认识已将近两年的邻居、朋友和病人，我已是个富人。

为使坐牢期间的伤口尽快愈合，我在印度宾馆包了一间房，由哈德拜埋单。铺了瓷砖的干净浴室和柔软床垫的确有助于我复原。但搬到这里住，不只是为了养伤。事实上，我在阿瑟路监狱待的那几个月，心灵所受的伤害更大于对肉体的。邻居拉德哈死于霍乱，和我英语班里那两名男孩的事，使我心中的愧疚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无法平静。监狱的折磨及深深的无力感，这两件事我若是只碰上其中一桩，或许可以熬过精神的折磨，然后在复原得差不多时，回到那温馨、悲惨的贫民窟。但这两件事加起来，就不是我脆弱的自尊所能承受的，我无法再住在贫民窟，连在那里睡觉过夜都没办法。

我常去找普拉巴克、强尼、卡西姆、吉滕德拉，继续到诊所帮忙，每星期花两天下午照顾病人。但那股结合了傲慢与无忧无虑的奇怪心情，使我得以成为贫民窟医生的心情已然远去，我不觉得那会再回来。每个人性格中善良的那一面，最深处都带有些许傲慢。当我未能保住邻居性命，甚至连她生病都不知道时，那份傲慢已离我而去。而每个奉献的决心，在最深处都有一份天真，不可或缺而坚定的天真。但当我踉踉跄跄走出那个印度监狱时，那份天真动摇了：我的微笑，一如我的脚步，都因为脚镣的回忆而残废。搬出贫民窟一事，与我身上的伤和心灵状态同样大有关系，或者说，与我的心灵状态关系更大。

贫民窟友人接受了我搬出去的决定，毫无质疑，没有任何意见。每次我回去，他们都热情欢迎，要我参加贫民窟的日常生活和庆祝活动——婚礼、节庆、小区大会或板球赛，仿佛我仍住在那里，仍跟他们一起干活。看到我骨瘦如柴的身子，看到狱卒在我皮肤上烙下的伤疤，他们震惊、难过，即使如此，他们仍绝口不提监狱。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知道我想必觉得羞愧，不想让我难堪。他们若被关进狱中，也会同样感到羞愧。另一个原因，乃是普拉巴克、强尼·雪茄，或许还有卡西姆·阿里，可能心怀愧疚，愧疚于他们没想到去找我，因而没能去救我。他们全不知道我被捕。他们以为我只是厌倦了贫民窟生活，于是回去我舒服的国家过舒服的生活，一如他们认识的每个游客或旅人。

而那最终也促使我不愿回贫民窟。我在贫民窟付出了那么多，他们竟然认为我会不告而别，尽管他们慷慨地让我加入他们拥挤、破旧、杂乱的生活，但那样的心态实在叫我吃惊且难过。

因此，当我恢复健康，开始真正赚钱后，我没搬回贫民窟，反倒是在哈德拜的帮忙下，在科拉巴区贝斯特街靠陆地一端的尽头租了间公寓，离利奥波德酒吧不远。那是我在印度的第一间公寓，我第一次享有个人空间、隐私，以及热水浴、功能齐全的厨房之类的奢侈家用设备。我大饱口腹之欲，煮高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成分的食物款待自己，强迫自己每天吃下一桶冰激凌。体重开始上升。我每天晚上睡饱十小时，用睡眠络绎不绝的修复功能治愈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但我常常醒来，醒来时双臂乱挥、出拳，仍能闻到噩梦里血液的湿金属味。

我和阿布杜拉在他最喜欢的健身房里一起练空手道和举重，健身房位于高级住宅区布里奇肯迪区。常有两名年轻的打手跟我们一起练，萨尔曼·穆斯塔安和他的朋友桑杰。我第一次去哈德拜的联合会时见过他们。他们身强体壮，年纪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热爱格斗的程度就和热爱性爱差不多，而且他们性欲旺盛。桑杰爱开玩笑，有着电影明星脸；萨尔曼较寡言、严肃。两人自孩童时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他们在格斗场上对打时，就和阿布杜拉跟我对打时一样，毫不手软。我们每星期练五次，留下两天让受伤、肿胀的肌肉复原。这样的锻炼很好，很有帮助。举重是粗暴汉子的禅修。我一点一点恢复了力气、肌肉的形状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