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第1951-2000行） (40/173)

“你是哈德拜的贴身保镖？”

“不是，才不是！”他再度大笑，“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不需要保护，但……”他停住不语，我们俩望着坐在平价豪华轿车后座的那个白发男子，“但我愿为他死，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的话。我愿为他死，为他做更多事。”

“愿为人而死的话，能再为那人做的事就不多了。”我答，为他的真诚和想法的古怪咧嘴而笑。

“不，”他说，一手揽住我的肩，走回车子，“还有一些事可做。”

“你和我们的阿布杜拉成为朋友了，林先生？”我们坐进车子时，哈德拜说，“很好。你们应该是好朋友，你们就像一对兄弟。”

阿布杜拉和我互望，为这番话轻声而笑。我的头发是金色的，他的是墨黑色的；我的眼睛是灰色的，他的是褐色的；他是波斯人，我是澳大利亚人。乍看之下，我们俩天差地别。但哈德拜皱起眉头，一脸不解，朝我们俩轮流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对我们的惊喜表情显得十分困惑，我们不禁停住大笑，转为微笑。车沿着班德拉道路驶去时，我想着哈德拜所说的话。我不知不觉在想，我们虽然差别那么大，年纪比我们大的哈德拜所说的这番话，说不定还真有几分是真知灼见。

车子连续开了将近一小时，终于在班德拉区外围、林立商店与超市的街道上放慢速度，然后转进小巷。这条街黑暗又冷清，小巷也是。车门打开时，我听到音乐和歌声。

“来，林先生，我们走。”哈德拜说，丝毫不觉得该告诉我要去哪里或为什么去。

司机纳吉尔留在车旁，身体靠着引擎盖，终于难得放松一下，打开阿布杜拉在哈吉阿里买给他的帕安。走过他身边，朝小巷另一头走去时，我想到纳吉尔一直没开口说一句话。我很纳闷，在这个拥挤而喧闹的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印度人常如此沉默，久久不吭一声。

我们穿过一个宽大的石拱门，踏上一条走廊，爬上两段阶梯，进入满是人、烟、嘈杂音乐的大房间。房间呈长方形，挂着绿色丝织品和织毯。房里另一头有个凸起的小舞台，上头有四名乐师坐在丝垫上。四面靠墙边摆了矮桌，周边铺了舒适的坐垫。淡绿色的钟形灯悬垂于天花板上，投射出晃动的环状金黄色光芒。侍者在一群群人之间走动，奉上由长玻璃杯装盛的红茶。某些桌上有水烟筒和大麻胶香料，因为水烟筒，空气里点缀着蓝烟。

几名男子立即起身迎接哈德拜。阿布杜拉在那里也很出名，一些人或点头或挥手或口头招呼，向他致意。我注意到那房间里的男人热情地拥抱他（这和哈吉阿里那里的人大不相同），而且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我认出其中一名男子沙菲克·古萨，也就是火暴汉子沙菲克。我住的贫民窟附近，海军兵营区的卖淫业归他管。我还通过报纸上的照片认出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位著名诗人、一位著名的苏非圣徒、一个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

这家私人俱乐部的经理就站在哈德拜身旁。他是个矮小的男子，穿着扣了纽扣的克什米尔长背心，衬出圆滚的身材。白色哈吉帽盖住他的秃头，哈吉（hajji）是曾赴麦加朝觐者的尊称。他额头上有圆形的深色瘀青，有些穆斯林做礼拜时以额触石，因此造成这样的伤痕。他叫喊着下达指示，侍者立即搬来一张新桌子和几张坐垫，摆在能一览无遗地看到舞台的房间一角。

我们盘腿而坐，哈德拜坐在中间，阿布杜拉在他右手边，我在他左手边。一名男孩头戴哈吉帽，身穿阿富汗裤子和背心，端来一碗加了辣椒粉的辣炒米和一大盘掺有水果干的混合干果。上茶的服务生把细嘴茶壶拿到离玻璃杯一米高，凌空倒下热红茶，不溅出一滴水。他替我们每个人倒了茶，然后递上方糖。我拿起杯子就要喝，不打算放糖，但阿布杜拉制止我。

“来，林先生，”他微笑，“我们在喝波斯茶，要用地道的伊朗方式喝茶，不是吗？”

他拿起一块方糖放进口里，把糖牢牢咬在上下门牙间，然后端起杯子，隔着方糖小口啜饮。我如法炮制，方糖慢慢在嘴里碎裂、化掉，味道超乎我喜欢的甜，奇怪的新喝法让我觉得有趣。哈德拜也拿起一块方糖，咬在上下门牙间，饮茶使这小小习俗增添了奇特的高贵与庄严，但其实他喝茶时表情寻常，甚至连手势都再随意不过。我从没见过气势如此威严的人。看他斜过头来听阿布杜拉兴高采烈地讲话，我突然觉得，他不管是在哪一辈子，在哪个世界，都会是指挥他人的人中之龙，都将激使人顺从于他。

三名歌手加入舞台，坐在乐师前方稍远处。房里渐渐鸦雀无声。突然间，那三名男子开始高歌，嗓音浑厚，令人动容。那是多层次的音乐，曲调动人，充满深情。他们不仅在唱歌，还透过歌曲哭泣、哀诉。泪水从他们紧闭的眼中流出，滴落在胸膛。听着听着，我觉得无比高兴，却不知为何感到羞愧，仿佛这三位歌手已把我带进他们最深沉、最不为人知的爱与忧愁中。

他们唱了三首歌，然后静静穿过布帘，离开舞台，进入另一个房间。他们演出时，台下没有人讲话，没有人移动，但接着每个人同时开口，我们也不得不打破定住我们的魔咒。阿布杜拉起身到房间另一头，和另一桌的阿富汗人讲话。

“林先生，你觉得怎么样？”哈德拜问我。

“我很喜欢，唱得很棒，很不简单。我从没听过像这样的东西。非常悲伤，但也非常有气势。那是什么语言，乌尔都？”

“没错，你懂乌尔都语吗？”

“不懂，我想是不懂。我只会讲一点马拉地语和印地语。我认得出是乌尔都语，是因为我的身边和我住的地方，有一些人讲这种语言。”

“乌尔都语是嘎札尔的语言，而那些人是孟买最出色的嘎札尔歌手。”他答。

“他们在唱情歌？”

他微笑，俯身过来，伸出一只手搭在我前臂上。在这城市，人与人谈话时常相互碰触，借由轻轻的挤压强调自己的观点。贫民窟里与友人的日常接触，让我非常熟悉这动作，而我已渐渐喜欢上这动作。

“是情歌，没错，但却是最动听、最真诚的情歌，是对上帝唱的情歌。那些人在唱爱上帝。”

我点头，不发一语，我的沉默使他再度开口。

“你是基督徒？”他问。

“不是，我不信上帝。”

“没有信上帝这回事，”他很正式地说，再度微笑，“人不是认识上帝，就是不认识上帝。”

“哦，”我大笑，“我的确不认识，坦白说，我倾向认为不可能有上帝存在，至少我接触过的上帝观大部分都不可信。”

“噢，当然，理所当然，上帝不可能存在。那就是证明它存在的第一个证据。”

他专注地盯着我，手仍温热地摆在我的手臂上。我心想，小心一点，你正要和一个以哲学探讨著称的人做这样的讨论。他在测试你。那是测试，而且水很深。

“我来把这弄清楚，你是说因为某物不可能存在，所以某物存在？”我问，把思维的小船推离岸边，推进他高深莫测的观念水域。

“正是。”

“哦，那不就表示凡可能存在的东西都不存在？”

“完全正确！”他说，笑得更灿烂，“很高兴你懂。”

“我能说出这些东西，”我答，以大笑回应他的灿烂笑容，“但不表示我懂那些东西。”

“我来解释给你听。任何东西，我们看到时，那东西并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认为正在眼前时，其实并不在那里。我们的眼睛是骗子，那些看似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都只是它们给我们制造的错觉。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都不存在。你不存在，我不存在，这房间不存在。无一物存在。”

“我还是不懂，我不懂可能存在的东西怎么会不存在。”

“我换一种方式说。促成创造的动力是某种能量，我们认为在周遭见到的东西和生命，其实都因那能量而具有生命力；而那能量，如我们所知，无法测出其大小或重量，甚至无法以时间来量度。从某种形式来说，那能量是光子。至小的物体，对光子而言是一个开阔空间的宇宙，而整个宇宙只是一粒小尘埃。我们称为世界的东西，其实只是个观念，而且是不怎么理想的观念。从光的角度来看，赋予世界生命力的光子，我们所认知的宇宙，其实并非真实存在的。没有一样东西真实存在。懂了吗？”

“不是很懂。我觉得如果我们认知的东西全都是错的，或全都是错觉，那么就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做、该如何生活，或该如何保持神志正常。”

“我们说谎。”他说，带着金斑的琥珀色眼睛里闪现不折不扣的诙谐，“神志正常的人，只是比神志不正常的人更善于说谎。你和阿布杜拉是兄弟，但我知道你的眼睛在说谎，你的眼睛告诉你不是这样。而你相信这谎言，因为这样比较省事。”

“那就是我们保持神志正常的办法？”

“没错。我跟你说，我可以把你当作我儿子。我没结婚，没有儿子，但曾有片刻时间，真的，我可能结婚，可能生子，而那是在——你年纪多大？”

“三十。”

“正是！我就知道。我原本可能当上父亲的那个片刻，正是三十年前。但如果我告诉你，我把那看得清清楚楚，说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父亲，你会认为不可能。你会抗拒。你会看不到真相，我现在见到的真相，几小时前我们刚见面不久时我所见到的真相。你会倾向于编个好用的谎言，相信那谎言。谎言会说我们素昧平生，彼此怎么会有关联？但命运，你知道命运吗？乌尔都语叫作kismet，命运牢牢掌控我们，却无法掌控两件事。命运无法掌控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无法说谎。比起对别人说真话，人们更常对人说谎；比起对人说谎，人们更常对自己说谎。但命运不说谎。懂吗？”

我懂了。尽管叛逆的理智之心拒绝接受这番话和讲出这些话的人，我感性的心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知如何已发现我内在的伤悲，我生命中原本应该由父亲来填补的那个洞，是充满渴望的一片草原。在遭通缉的那些年，那些最孤单的时刻里，我徘徊在那草原上，渴望父亲的爱，犹如新年前倒数最后一刻满是受刑人的监狱。

“不懂，”我说谎，“很抱歉，但我就是无法认同。我认为不能光靠着相信东西，就让那些东西成真。”

“我没这么说，”他答，很有耐性，“我说的是真实，如你所见、如大部分人所见的真实，其实纯粹是错觉。另有一种真实，我们肉眼未能见到的真实。你得用心去感受那真实。别无他法。”

“这实在……让人糊涂，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事实上很乱。你自己不觉得很乱吗？”